从“定心丸”到“催化剂”,上海四重奏选择回中国扎根

作为上海四重奏的一员,二十年来,美国大提琴家尼古拉斯·萨瓦拉斯来过中国不下百次,而他的太太和三个孩子从未踏足这片陌生之地。因为萨瓦拉斯决定迁居天津,妻儿们毅然随行,来到中国。
“这是一趟冒险之旅,但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愿意来冒险。”萨瓦拉斯说。
12月8日,在天津茱莉亚学院,上海四重奏用一场音乐会一展弦乐四重奏的魅力,也用它宣告了归国之旅——久居美国的他们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中国,以天津茱莉亚常驻教师四重奏的身份,定居天津,回国发展。
上海四重奏刚出场,现场就发出了爆裂的喝彩,四人旺盛的人气也体现在直播上——63万人次观众通过2s2s等平台收看了音乐会,这也是天津茱莉亚首次通过直播,与天南海北的观众分享音乐盛宴。
12月22日,上海四重奏还将带着同一套曲目——斯美塔那《第一号弦乐四重奏“我的一生”》、周龙《琴曲——为弦乐四重奏而作》、舒伯特《第十四号弦乐四重奏“死神与少女”》,移师上海交响音乐厅。这也是小提琴家于翔新晋加盟后,上海四重奏在天津以外地区的首秀。 冒险之旅
“我们来源于中国,一直想在中国找一个平台,将三十多年来积累的室内乐经验,传给下一代。”小提琴家李伟纲坦承,很多中国院校向他们抛出过绣球,他们都婉拒了,最后选择落脚天津茱莉亚开疆拓土,坚信这里是实现愿望的最佳平台。
李伟纲至今还记得,四年前在纽约的办公室,时任茱莉亚学院院长约瑟夫·W·波利希铺开天津茱莉亚的建筑设计图,向他展望这所中国分校的未来,邀请他们常驻教学的情景。
“那时候,我们的设想是美国和中国两头跑,一年来六七次天津,每次呆两个星期。”当时,李伟纲、李宏刚、萨瓦拉斯还在美国新泽西蒙特莱尔克州立大学拥有全职的教职,这份稳定的教学工作已经持续近20年。
2020年9月,上海四重奏如约来到天津茱莉亚驻教,然而,疫情的到来,彻底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他们的国际巡演和美国的教学工作,均陷入停滞,隔离的苦恼、国际航班的不稳定,也让他们在美国和中国的往返变得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中国的疫情迅速得到控制,中国的剧院在紧闭大门数月后,纷纷重启,音乐会遍地开花。安全感爆棚的同时,萨瓦拉斯又惊讶,又羡慕,“我们是艺术家,我们需要表演的舞台。”
“疫情逼得大家不能‘脚踏两只船’了。”中提琴家李宏刚笑说。
“如果不是天津茱莉亚,我们回国教学的计划可能还要往后推10年。”李伟纲坦承,天津茱莉亚是他们决定回国的“定心丸”,而疫情是他们加速回国的“催化剂”。
Right time、Right place、Right school,萨瓦拉斯一口气说了三个Right,形容他们移居天津的动力,这三个词也恰好应和了中国的天时、地利、人和,“这是一趟冒险之旅,但如果不冒险,你怎么知道会不会成功?我们有足够的信心,愿意来冒险。”
虽然义无反顾,但要从熟悉的地方连根拔起,对每一位演奏家来说,都不轻松。
四人都辞去了美国大学的教职。李伟纲打响第一枪,女儿随之回国,转到上海的国际学校;李宏刚的一双儿女在美国读大学,只能和父母隔海相望;于翔取消了在美国的所有独奏音乐会,钢琴家太太也放弃了大学工作,随他来到天津。
最难的还是拖家带口的萨瓦拉斯,最大的孩子12岁,最小的还在襁褓之中。
“这是一个艰难的决定。我花了几个月时间说服自己,又花了几个月时间说服太太。”萨瓦拉斯是土生土长的纽约客,2000年加入上海四重奏后,他来过中国不下百次,而太太和三个孩子却是首次踏足。举家搬来天津后,他们要学着移动支付、网上购物,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语言成了最大的屏障。隔离期间,孩子们想吃披萨,萨瓦拉斯不会叫外卖,于翔主动承担重任,每天准点叫好送到门口,孩子们于是给这位神秘叔叔送上“披萨英雄”的外号。双十一期间,萨瓦拉斯入乡随俗,也开始淘宝,但中文让他抓狂,也是于翔手把手教他怎么买东西最划算。
“在纽约,你要不会说英语,大家会像看动物一样看你,但在中国不一样,很多人愿意帮你,非常慷慨!”右腕上绑着女儿送的一根“中国风”的红绳,萨瓦拉斯频频感叹着中国人的热情好客,让他如沐春风。
孩子们渐渐适应了中国的生活方式,也开始欣赏中国文化,学说中文,学写汉字——在天津的国际学校,他们每周至少要上三次中文课。明年夏天,萨瓦拉斯也打算重新捡起中文,虽然很难,但他坚信,“中文未来会是全球最重要的国际性语言。”
信心满途
“在天津茱莉亚这些学生身上,我好像看到了十几年前的自己,如饥似渴,非常渴望接受到高层次的室内乐教育。”33岁的于翔从小就热衷于参加各种室内乐活动,然而那时候中国的音乐学院还没有室内乐专业,只有选修课。
对此,比于翔年长24岁的李伟纲感触更深。他还记得,1983年刚成立上海四重奏时,国内的室内乐氛围几乎为零,他们都是“草根式”地摸索,走过一些弯路,如今再教下一代,当然希望他们少走弯路,“因为你都知道,此路不通,什么该尝试,什么不该尝试。”
室内乐表演是天津茱莉亚研究生部的三个王牌专业之一。将天津茱莉亚打造成中国室内乐的前沿阵地,把宝贵的经验传给下一代,让他们站在自己的肩膀上走得更远,成了上海四重奏的共识和使命。
“国内室内乐的发展正在蓬勃的上升期,发展势头之快,远远超过任何一个国家。”于翔坦承,这让他们的归国之旅,信心满格。
对于中国室内乐发展的变化,李伟纲有着更直接的感受。早年他们只能落脚北京上海,现在却可以深入二三线城市,以前在二三线城市只能演奏耳熟能详的曲目,如今却可以加入冷门的现代作品,甚至可以连续六场演出全套贝多芬弦乐四重奏。
“这是很深奥的作品,是一个飞跃!”回忆起来,李伟纲仍然很激动,“观众素质一场比一场好,反应好极了,瞬间觉得中国太有希望了。”
李伟纲深刻地感觉到,中国室内乐的气候慢慢成熟,转折点和爆发期近在眼前。
不过,李宏刚认为,一个良好的室内乐发展环境,应该是金字塔形的结构——不仅要有高水平的室内乐组合,还要有大量的室内乐学生,以及广大的室内乐爱好者。
“中国应该涌现更多的职业四重奏,起码20个!”李伟纲说。
“从无到有的过程,美国也经历过。”李宏刚记得,1985年他们刚到美国时,世界一流的四重奏只有四五个,经过三十多年的厚积薄发,美国能叫出名字的四重奏已达两百多组。
四重奏并不需要大量资金来周转,“四个人、四把琴、四条弓子、四把椅子、四个谱台就可以干活了,而且曲目丰富得不得了。”李伟纲笑说,四重奏曲目的丰富程度,完全可以跟交响乐抗衡,就像贝多芬,写了9部交响曲,却有16首四重奏,每一首都是经典。这些都为中国室内乐的爆发提供了空间。
在老师们的影响和带动下,天津茱莉亚的学生们三三两两,已经组了好几个重奏组。在天津茱莉亚首支全额奖学金弦乐四重奏——MILA四重奏身上,上海四重奏看到了希望。
四位学生每天排练至少7个小时,有时甚至会排练到晚上11点,“态度好极了,非常认真!”李宏刚常常被学生渴望学习的精神、赤诚的态度打动,也常常发自内心地为他们的进步开心,有时甚至会忍不住湿眼眶。
于翔同样惊讶于MILA四重奏的成长速度,“父母天天看孩子,对胖了或瘦了不会那么敏感。但即便每周都要听他们演奏,他们每一次进步的幅度,还是会让你瞠目结舌。”
学了室内乐,将来也不一定都要从事室内乐。在李伟纲看来,室内乐最能锻炼人的合作思维、合奏能力,而中国现有的70多支交响乐团,都是学生们未来就业的广阔腹地。
从讲台到舞台,上海四重奏都有着明星般的号召力。他们一方面深耕教学,另一方面步履不停,仍会继续演出事业,教学和演出两不误。
12月31日,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他们将以驻团艺术家的身份,与上海交响乐团合作上海新年音乐会,每一位成员还会献上独奏曲目。从驻团的方式到演出的形式,这都不失为一次大胆的尝试。
首次签约国内经纪公司,明年6月,他们还将开启新一轮的中国巡演。“巡演不会局限于寒暑假,我们会在教学间隙,见缝插针地演出。”李伟纲期待着,疫情过去后,他们也可以从中国走向全世界巡演。

2s2s提醒您,内容素材源自网络,谨防上当受骗。


看最新影视,关注我就对了哦!(2s2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