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导演李行:传统文化的坚守者,两岸交流的推动者

有“台湾电影教父”之称的导演李行,于8月19日晚9时55分因心脏衰竭在台北病逝,享年91岁。李行曾与李翰祥、胡金铨、白景瑞,并称中国台湾的“四大名导”。上世纪60年代,他的“健康写实”电影和琼瑶改编电影,开启了此后20余年台湾电影的黄金时代。他导演的《养鸭人家》《汪洋中的一条船》《早安台北》《心有千千结》《彩云飞》《海鸥飞处》《吾土吾民》《原乡人》《小城故事》等影片,是台湾电影中传统伦理文化内核的代表。他所代表的温馨写实的风格,他所坚持的中华传统的人伦之美,在台湾电影的发展中,无疑成为主流电影人所承袭的电影传统。
他捧红了秦汉、林凤娇、甄珍等一批台湾明星,同时也引领了当时台湾电影的市场化探索。
《汪洋中的一条船》作为第一部在大陆公映的台湾电影,成为一代人的经典银幕记忆。晚年的李行,致力于两岸电影的交流工作,自1990年代开始频繁往返于两岸,不仅促成“金鸡”“金马”长年的友好合作,还将自己的全数作品捐给中国电影资料馆收藏,为的是要“落叶归根”。
台湾著名电影学者焦雄屏曾说:“台湾每一个很重要的电影风潮起来时,李导演都是领航者。”
健康写实主义与传统伦理的捍卫者
李行原名子达,生于1930年的上海,成年后阖家迁至台湾。他的家庭是极为传统严父慈母式的中国家庭,他在家中排行老三。他曾在一篇文章里写道,“我们逢年过节,是要给父母磕头的,要祭祖的。”
1948年,因国共内战,李行随父亲李玉阶离开苏州赴台。不论是抗日战争时期的动荡,还是颠沛至台湾,他们一家人从未分离过。
李行自幼喜爱戏剧表演,在学校里就参加剧团活动,自己演戏、导演,活跃于舞台。他大哥李子弋形容他为“成长于剧场,成就于电影”。离开大陆前,李行在苏州国立社会育教学院艺术教育系戏剧组读大一,到台湾后立下了要做演员的志向。
费穆的经典之作《小城之春》是李行电影生涯的启蒙之作,包括上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一江春水向东流》、《万家灯火》、《太太万岁》等作品,后来都能看到,被李行在有意无意中借鉴到自己的作品里,影响了他的写实主义电影风格。
戏剧生涯则为其从影铺下了扎实的基础,极为传统的家庭背景确定了其后来创作中对中国伦理的强调。
不过,以演员身份进入演艺圈后,李行渐渐发现演员并不适合自己,便慢慢退到幕后,从副导演做起。
他执导的第一部电影,是1959年的《王哥柳哥游台湾》。由于当时没有导演的经验,他与两位朋友一起联合执导,一份导演费三个人分,老板才勉强同意。
《王哥柳哥游台湾》是一部年轻人边学习边摸索拍出的处女作,讲述当擦鞋匠的王哥意外中了奖券,和朋友柳哥(一位三轮车夫)两个人,共用了44天的时间游遍了全台湾的名胜古迹。电影以“风光片”形式展现了台湾当时的代表性地标,在戏谑中传达温馨与欢乐,上映后票房大卖,成为台湾喜剧电影史上的代表作之一。很长一段时间,台湾人仍将体重过重的人称为“王哥”,将体型瘦小的人称为“柳哥”,都是受这部电影的影响。
之后,李行又执导了《两相好》《金凤银鹅》《白贼七》等不少轻松有趣的喜剧片,虽然大受欢迎,但是,作为从小受中国传统教育长大的李行来说,只拍喜剧片并不让他满足。
直到1963年的《街头巷尾》中,李行讲述一个大杂院中来自外省与本省的居民互相扶持的故事。拾荒者石三泰对孤女小珠疼爱有加,虽然生活贫困,但两人感情深厚,情同亲生父女,过着甜蜜满足的生活。这部李行导演首次执导的国语电影,也是后来“健康写实”电影风潮的先驱。
“健康写实主义”,是当年任职中央电影公司总经理的龚弘提出的。这部独树一帜的影片,当年在一片黄梅新腔旧曲和都市奇情悲喜剧的厮杀中,成为台湾地区年度卖座第十名。李行朴素、写实又符合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叙事树立起清新的形象,并在之后长久地影响了台湾电影。公映期间,电影的广告词说,“家家户户梁山伯,不如来看街头巷尾”,连引领黄梅调电影潮流的李翰祥导演,也在报端撰文大赞这部影片。
之后,李行又执导了《蚵女》和《养鸭人家》两部影片。《蚵女》讲述养牡蛎的少女阿兰,母亲早逝,父亲酗酒并嗜赌。阿兰整日忙碌养家,她与青年渔民金水相爱。几经波折后,一对有情人终成眷属,渔村也成立了新的合作社,开始了幸福的生活。《养鸭人家》则集结了张永祥、赖成英等台湾电影骨干主创,亚洲影展、金马奖双料最佳女配角的女星唐宝云出任女主角,另有葛香亭、葛小宝父子档搭配演出,强强联合之下,成为了“健康写实”美学风格的代表佳作。 李行后来回忆也提到,这种写实是有选择性的写实,走的是健康明媚的路子,在这些作品里,有着李行擅长的伦理问题。比如《养鸭人家》里养父与小月间曲折动人的故事,探讨的是生与养之恩孰更重的命题。李行作品序列里对伦理、道德和仁义等中式命题探讨最深入的,非1972年的《秋决》莫属。这是李行作品中少见的古装片,讲述汉朝时期,在奶奶溺爱下长大的三代单传裴刚被陷害后杀人入狱,来年秋后问斩。在一整个四季变幻中,桀骜不驯的裴刚经历了逃狱,失去奶奶,为传宗接代与被送进牢狱的莲儿成亲,至悔悟后接受问斩责罚的过程。整个故事在极端情境之下对东方伦理的呈现可谓“登峰造极”。虽然在今天的眼光看来,影片中的价值呈现未免有些陈腐刻板的意味,但在很长一段时间,这是极为符合典型的中国式伦理道德与情理法思辨的叙事。《秋决》也是李行自认一生里拍摄的最满意的作品。
据说,李行一直想要再拍一部《跪在滚烫的石板上》,依旧由《秋决》的男主角欧威主演。在实景中,拍出一年四季的变化,讲述一个人跪在寺院门口祈求僧人为其剃度的故事。可惜,欧威在拍完李行的《婚姻大事》(1974)后因尿毒症去世,《跪在滚烫的石板上》终因各种原因未能成片。
在“琼瑶电影”中开拓电影市场、坚守人文关怀
除了“健康写实”电影以外,李行导演还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两度拍摄了根据琼瑶小说改编的爱情文艺电影,带动了台湾两拨琼瑶电影的改编风潮。
“没有李行拍琼瑶,就没有琼瑶。”李行曾这样评价自己和琼瑶之间的“渊源”。不过,他拍琼瑶小说多是出于商业考虑。
李行还是一位造星高手,甄珍、林凤娇、秦汉、秦祥林、邓光荣、钟镇涛等,都出演过李行的电影。
1960年代,在拍摄健康写实片的同时,公司经理也和李行商量着总不能老拍乡土题材,于是公司在1965年买下了琼瑶的短篇合集《六个梦》。李行将两个短篇中的《追寻》改编成《婉君表妹》,另一个《哑妻》改编为《哑女情深》。 这种爱情文艺类型的电影,角色常困于阶级、学历或生理上的差异,爱情的信念则成为救赎的利器。如《哑女情深》中的哑女方依依,婚后生一女又是哑巴,丈夫静言在失望之余离家出走。而依依则在家为公婆送终,抚育幼女,日夜操劳,终至病倒。在她弥留之际,才见到丈夫归来。这种影片宣扬传统伦理道德的规范,强调女性的牺牲美德。
事实上,李行本人并不是非常认同琼瑶的“恋爱脑”,他也曾吐槽过,“琼瑶剧里的男女爱情都是不正确的。”
在你侬我侬的三角故事里,李行也以他的眼光试图找到其中社会关怀和有价值的部分。比如《婉君表妹》里三个表兄弟追求一个表妹的故事,在李行看来,是过于荒唐的。于是最后在争夺得难分难解之时,其中一个出走进入黄埔军校,参加革命了,这是李行心中“健康写实”的部分。而《哑女情深》中,李行涉及了残障教育问题。
从1973年的《彩云飞》开始至1977年的《风铃风铃》为止,李行和张永祥编剧,两人搭档共改编了六部琼瑶作品。1970年代,也是琼瑶三厅电影(客厅、歌厅、咖啡厅)最流行的时候。
李行依旧试图在琼瑶电影里挖掘与伦理相勾连的主题。比如《心有千千结》里,浪荡子在过世父亲的安排下,一步步走向正途。虽然有评论认为李行的作品里,常常将矛盾对内,且认为教育、感化、仁爱便能解决矛盾,是软化回避客观现实世界的表现。但就琼瑶电影这类悬浮感颇重的故事而言,李行已经尽量在商业感颇重的故事里,加入他的人文关怀。
在一次关于李行电影的研讨会上,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陈墨在谈到李行的琼瑶改编片时,认为可以从中看到民国风度以及导演一贯坚守的传统伦理,也看到了李行导演的现代选择,这是与其他导演拍摄的琼瑶片最大的不同。“他的这些琼瑶改编片坚持了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精神,但是同时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把传统精神和现代化精神,简单变成一个二元对立的状况。冲突和矛盾的双方,都在导演温热的眼光注视之下。这其实是真正的中国精神。李行导演拍摄的这些琼瑶片,在发乎情、止乎理的弹性空间内,能够以一个现代化的视野对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检索和评判,这是联结传统伦理、民国风度和现代化精神的一个最重要的纽结。”
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王海洲也认为,李行创作这些爱情文艺片有鲜明的个人印记,如制作上非常精良,有很强的社会质感,体现了温柔敦厚的感情等,从而赋予了琼瑶作品中更宽广的文化意义,因而具有更深厚的文化价值。
晚年,李行在接受采访时,依然表达出一些对琼瑶电影的排斥,他说,“我虽是拍琼瑶电影最多的导演,但我不是因为她的小说而拍的,是因为投资方坚决的要求,没办法才拍的。我不拍她的电影时,根本就不看她的小说。每次拍她的片子,我就有被污染的感觉。琼瑶竟自负地说,自己的小说中的对白几乎都能作为电影台词保留下来,我每次拍她的小说都要大作改编。”
1970年代后期,李行的电影创作回归乡土,接连执导的《汪洋中的一条船》、《小城故事》、《早安台北》三部影片,连续获得1978、1979、1980年的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奖,创下台湾电影史的纪录,达到李行导演生涯的巅峰。
影片《汪洋中的一条船》根据台湾青年作家郑丰喜的自传改编,以生动的散文诗般的语言,通过人物内心情感的回溯,将郑丰喜困苦辛酸的童年、在求知道路上不断坚毅前进和他的爱情生活,展现在观众面前。这部影片不仅在当时造成空前的轰动,创下极高的票房纪录,更一举囊括了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多项奖项,在当时可谓盛况空前。这也成为后来第一部与大陆观众见面的台湾电影。
培养台湾电影人才 推动两岸电影交流
20世纪50至80年代的台湾电影正是风起云涌的时代,经历了台语片风潮、健康写实主义作品潮、琼瑶电影潮、新电影的崛起等时期。李行作为这一时期台湾电影最活跃的中坚力量,见证了这个时代台湾电影的发展,也培养和造就了台湾一个时代的电影创作人才。
著名导演侯孝贤1973年初次进入电影界,就是在李行导演的《心有千千结》中当场记,他曾谈到自己从事电影这行是受到了李行导演的吸引,虽然自己的作品在形式上跟李行导演不太一样,但是“所有的观念其实都跟李行导演同一条路”。
另一位台湾新电影运动的旗手王童导演也曾表示,多年来,学到了李行导演严谨的拍片精神,使得自己在拍片的时候也非常严肃认真。
到了20世纪80年代,李行放缓了电影导演的工作,一批由他制片的电影如今看来也是硕果累累,例如张毅执导的影片《玉卿嫂》,陈坤厚执导的《天凉好个秋》,陈国富执导的《征婚启事》等。
1990年,应中国电影家协会的邀请,李行率领台湾电影导演代表团第一次访问大陆,这成为推动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标志性事件。当时,在盛大的欢迎酒会上,李行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回家的感觉真好。”
他的后半生,更重要的身份,是成为两岸电影交流的文化使者。
“我从1990年来了以后,一直到现在我没有断绝两岸的交流,有生之年,我要贡献我的精力,为两岸电影一直奋斗,推动中国电影的发展。我听很多朋友讲华语电影,我说什么叫华语电影,就是中国电影。” 
台湾电影界首次正式参加大陆影展、大陆电影界第一次组团访台以及每一届的“海峡两岸暨香港电影导演研讨会”等,都是在李行的大力促成下实现的。
2012年,李行曾传出罹患癌症。经过了12次化疗、耳戴助听器的李行之后也总是说自己还可以为两岸电影多活几年、多做几年事。
在大陆电影市场繁荣发展起来后,他希望两岸年轻影人可以互相学习,期许台湾年轻影人能敞开胸怀、发挥创意与智慧,在耕耘自己的同时,放眼大中华市场,让两岸电影之路越走越宽、越行越远。 
在2011年举行的“台湾新人新片展”的开幕式上,李行说:“现在是‘美丽新世代’,是年轻人的时代,我们老一代电影人已经退到幕后,要当推手来推动两岸电影的交流。”他表示,电影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百米赛跑,所以作为电影人,需要从头到尾一直坚持下去,哪怕中途经历坎坷,或是享受辉煌,也要把这条路走完。他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激励后人,自己则将以“落叶归根”的情怀,当好电影的“终身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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