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石川忆秦怡:一生没有拄过拐杖的大女人

5月9日,著名演员秦怡于清晨4时08分在华东医院逝世。“人民艺术家”期颐之年,“最美奋斗者”享寿百岁。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在受2s2s记者专访时,特为提到在自己的印象里,秦怡的美丽是穿越时代的,“很多场合都见过她。即便是晚年出席活动,也从来没有见她拄过拐杖,总是一副神采奕奕的样子。” 纵身一跃,“像极了电影里的定格镜头”
1938年,芳龄17岁的秦怡,孤身一人从家里跑了出来。“她要去大后方,去武汉参加战地救护队。到码头那一刻,船家的跳板已经撤掉了,船只正在离岸。她却不管不顾,紧跑几步,纵身一跃……这一瞬间,像极了电影里的定格镜头,象征意味太丰富了!不仅把一个弄堂女孩的生活抛在身后,自此也开启了一段漫长而斑斓的艺术人生。”石川说。
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在重庆,秦怡积极出演《草木皆兵》《戏剧春秋》等多部进步话剧。其时,她与张瑞芳、白杨和舒绣文并称“四大名旦”。四旦中,秦怡年岁最小,尤以美貌闻名于世。“但,周公说她是‘中国最美的女性’、说她的第二任丈夫金焰是‘中国的驸马’云云,这些肯定都是后人杜撰。”石川回忆说,抗战结束后,大批文艺工作者纷纷回到上海,秦怡才真正开始在大银幕上崭露头角。1947年由陈鲤庭导演的《遥远的爱》,堪为中国版的《窈窕淑女》,亦是秦怡的电影成名作。“陈鲤庭和秦怡可谓莫逆之交,在‘抗战话剧运动’期间就一起合作排演话剧,陈鲤庭是她的幕后推手。一起回到上海拍电影,自然也会想到老朋友。《遥远的爱》讲述的是一位在大时代中不断成长的现代女性,女佣余珍的形象和秦怡本人的经历也存在某些共性。”
石川介绍说,片中赵丹饰演的大学教授萧元熙是传统的大男子主义形象,他爱慕余珍的美丽,又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她,“但没有想到如此这般,恰恰促成了女佣个人意识、女性意识的觉醒,反而越来越‘拿不住’太太了。这一点和秦怡的成长道路非常相似,她刚刚踏入社会的时候就是一位懵懂少女,是她身旁的师长同行,是真实的社会让她逐渐成熟起来。”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秦怡和众多沪上演员一样,面临个人银幕形象的转型。“上海这么多电影厂,这么多演员,大家都一度面临无戏可演,无所适从的状态。”石川说,“这些演员大都来自国统区,从来没有接触过工农兵,气质形象上怎么拿捏?首先就是个问题。能不能演好?全看碰到剧本的运气。”
时代呼唤,必须转型。成功与失败的例子皆可枚举:1950年的电影《女司机》中,舒绣文出演新中国第一批火车女司机孙桂兰,就难尽人意;1960年电影《冬梅》中,白杨出演红军女干部,“拿腔拿调”,也难言成功。1955年,上官云珠主演《南岛风云》,她饰演的女护士形象就博得了一片喝彩;而在1954年汤晓丹导演执导的《渡江侦察记》里,孙道临一改白面书生,成功塑造了李连长,并赋予我军战士文气睿智的一面。
上善若水,转型“别有光彩”
石川回忆说,那个时代,大家都在努力追赶。1951年,秦怡与王人美共同主演剧情电影《两家春》,饰演来自北方农村的童养媳坠儿。“这是一个典型的大媳妇、小丈夫的故事。秦怡的演绎并不理想,甚至还被人批评是‘穿着农民衣裳的小资产阶级’。她的外形太姣好了,再怎么扮也不像个纯朴的村妇。但她是个特别要强的人,这件事的刺激让她心一横,背上铺盖卷,跟着剧组去山东莱阳农村下生活,在老乡一间堆满牛粪的破房子里,一口气住了大半个月。”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没有《两家春》的出师不利,就不会有1955年电影《铁道游击队》中的芳林嫂。像不像?三分样儿。我们就看秦怡在里面的形象,前面的发缵,后面的发髻,完全是当年山东村妇的模样。那件花棉袄不是穿在身上,而是披在身上,走上几步,也是当地的步态。这些细节,没有生活是根本演不出来的。秦怡终于完成了个人银幕形象上的一次成功转型,当然,这部男人戏里她的戏份并不多,但毫不违和,别有光彩。”“那一代女演员都面临一个很大的挑战,不管是社会思潮、美学观念,还是电影内容都面临着巨大的转换,这就要求演员必须转型。秦怡不仅拐过来了,而且成就非常高。如果要在潜意识里找解释,我觉得秦怡就像是水。水是无形的,但它的可塑性又是最高的。道家讲话,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这也是她日后饱经磨难,每每都能顽强挺过来的原因。”
在石川看来,最终成就秦怡在新中国影坛地位的,还是要数国产体育电影的代表作《女篮五号》(1957),“可以说这部电影里,运动员出身的曹其纬主要负责‘篮球’,刘琼、秦怡两位老演员饰演的苦难情侣则撑起了‘戏’。”“话说回来,秦怡最有光彩的角色,还要回到那些穿旗袍、烫卷发的城市女性。拍《女篮5号》的时候,秦怡34岁,身材有点发福,也不怎么会打篮球。不过这难不倒她。念书那会儿,她会玩的都是些男生的项目,单杠、双杠、爬竿。这些都行,凭啥篮球不行?那时候,演员的训练基地在闹市中心的静安体育馆,离她家不远。她就换上球衣球裤,和运动员一起上场跑跑跳跳。”1959年公映的电影《青春之歌》中的地下党员林红,是秦怡另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银幕形象。秦怡起先缺乏自信,林红关在监狱里,受了这么多刑,像她这么白白胖胖,怎么演?“崔嵬导演告诉她说,关键是要有信念感。角色有形更有神,演员只要有充实的内心生活,外形如何,并不重要。这句话似乎把秦怡给点醒了。”
回想林红就义前的台词,“一个革命者不要说是坐牢,哪怕就是牺牲自己的生命,她不但不觉得冤枉,而且觉得光荣。”值得反复回味。同《烈火中永生》里于蓝饰演的江姐,石联星主演的《赵一曼》,类似情节中,她们的演法和状态是不尽相同的。
“秦怡饰演的林红不是摸爬滚打的女英雄,她身上自带城市里的书卷气,临行前还要整理下头发,把心爱的红围巾送给狱友……所以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孙道临,时代给了他们一个机遇,他们也用自己的才华丰富了时代的内涵。”在石川看来,在五六十年代的老电影中不乏这股独特的气质,“只是我们今人都太浮躁,如果有耐心去品,能咂摸出里面很多的味道。”
90后美少女哇?谢谢!
1979年,改革开放后,秦怡复出影坛,先后在《海外赤子》《苦恼人的笑》中出演角色。1980年代初,她开始担任上影演员剧团副团长。石川回忆说,这期间秦怡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是出演孙道临导演的电影《雷雨》。“要说秦老师放在哪都是‘大青衣’。我听她回忆过往,早先在话剧《雷雨》里,她演的都是蘩漪和四凤,没想到她在电影里改演了‘老旦’鲁妈。这对她而言是一次大的跨越。”
1984上海版《雷雨》和1961香港版《雷雨》,可谓这出经典大戏在大银幕上的双姝。“港版《雷雨》也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香港左翼电影,片中的鲁妈是龚秋霞饰演的,她也曾经是上海滩的大明星。但同秦怡饰演的鲁妈相较,显然后者更能做到无痕迹的生活化表演。”石川说。最让石川感动的是秦怡的身体一直并不太好,动过几次大手术,胆囊也被切除。“但是从不见她病病歪歪,从来只听到她拿自己的病跟人打趣。她总说自己是‘无胆英雄’。”
天增岁月人添寿,岁月从不败美人。回忆同秦怡老人的交往,石川想到了大家同她一道庆祝90岁生日,“当时大家都称呼她为‘90后’,刚开始,她还不明白90后是什么意思。然后就很高兴,你知道吗?她就马上接受了这种说法,很愿意别人称她是一个90后美少女,你这么同她讲话,她还要先回一句,‘谢谢’,一脸笑盈盈的。我觉得正是这种生活的劲头在支撑着她,她又把这种正能量辐射给身边周围的人们。”
儿子“小弟”(金捷)过世后,秦怡虽难掩悲痛,不久便复出继续工作。上影演员剧团现任团长佟瑞欣曾回忆说,“我一直记得秦怡老师一句话,我的年龄不是由我决定的,但是我的生活可以由我决定,我只要活着就要工作,工作要比不工作强。”
令石川难忘的还有2008年彭小莲执导的电影《我坚强的小船》,片中她饰演的阿娘和小孙孙间的感情十分真挚。“片中有场戏,秦怡指着墙上挂着的金焰照片,给孙孙追溯往事。你说秦怡那时是在演戏,还是在演她自己呢?她已经在把自己的生活很自然地延伸在银幕上了。” 镜头前,“她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石川强调秦怡晚年一系列作品中,她在93岁高龄时自编自演自筹资金拍摄的电影《青海湖畔》,尤其其诚可感。“这个事情当时我们听来都觉得不可思议,老人家却说,女气象工程师梅欣怡舍小家为国家的动人故事在自己的脑海里已经十年了,她必须要把这个故事写下来。她又不会用电脑,我们在电影里看到她写一段文字,不满意,就把那一页给拆掉,撕下来团成团扔掉……现实里,她就是靠这种方式完成了剧本。”
《青海湖畔》的拍摄更是艰辛。当时有人为老人的健康着想,劝她在上海的摄影棚里搭个布景,秦怡则坚持艺术创作离不开真实,“我一定要亲自下生活、上高原进行实地拍摄,才能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才能感动观众、对得起观众。”
回忆这段往事,石川的心情也十分沉痛,“真的是舍了命去拍。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可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这对老人的身体的确带来了影响,以前她去哪走路都非常稳健。”
2017年陈凯歌执导的《妖猫传》中,考虑到秦怡的身体状况,她的戏份只有三天。“她演的老嬷嬷往那一坐,没有几句台词,诗意就来了,就是元稹《行宫》里写到的,‘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她完全不需要‘演’这个字了,只要她在镜头前,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我觉得那是她晚年最光彩夺目的角色。”石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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