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鞍华:拍《七人乐队》最开心的是不用自己“背锅”

《好好拍电影》里,萧芳芳评价许鞍华说,“阿Ann就是在神和狗之间找到平衡”,做导演,有时候是“神”,有时候是“狗”。这次拍《七人乐队》,许鞍华说,是“做人了”。一来,这部电影里和她同时代的战友们各显神通,她不是唯一高高在上的权威和传奇,不必是“神”;二来,有杜琪峯杜sir监制保驾护航,她只需放手去实现自己的想法,轻巧的创作也不必背负任何票房压力,自然更不必做“狗”。从影一生,这样的时刻,对许鞍华来说,是“值得感恩的难得”。但影迷看来,《七人乐队》分明够神的,堪称“神仙打架”。洪金宝、许鞍华、谭家明、袁和平、杜琪峯、林岭东、徐克七位香港大导演同台,重新捡起胶片,一人分一个篇章地分段书写他们的香港记忆。这些属于香港电影最灿烂荣光的名字,聚在一起的时候,梦幻到让人甚至有一丝丝的伤感。
一个有意思的创作背景是,按照每十年一个小篇章书写香港这样的形式确定之后,这帮已经能够对拍电影信手拈来的大师,以抽签的方式决定了各自的选题。许鞍华抽到了1960年代。她第一反应是好高兴,因为正是自己最想拍的时期。这十年,承载着许鞍华对世界开始形成认知的青春年华,也刚好是她拍电影一直没怎么触碰的时代。《校长》故事描述1960年代,社会清贫,但求学者众,天台也是上课的地方。对执笔忘饭的校长(吴镇宇 饰)来说,能指导一群小孩成才,是他这一辈人的天职。善良淡雅的王老师(马赛 饰)在学校里春风化雨,两人不着一字,却像心意相通,学校是他们温暖的家。晃眼40多年过去,各散东西的同学们再次聚首一堂,请来白发苍苍的校长出席,围着旧照片大家回忆前情,说起王老师一直不结婚的谜团,和在花样的年华悄然消逝的惋惜。在旁听着一切的校长,仿似再次打开一道心窗,思绪回到远去了的教室......昙花一现,开放过的,也是一生。
短片传递出“天水围”那般传达市井生活烟火气息和人与人之间细致温情的功力,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明线上教育工作者对下一辈的人生影响,和暗线里埋藏不动声色的暗潮涌动,都泛在发黄的影调里,留着幽微而伤感的余香。许鞍华记录过很多种香港,《千言万语》里举重若轻的激荡,《倾城之恋》里的乱世是薄凉的温柔乡,《女人,四十》里生命力繁盛的烟火人间,《天水围的日与夜》里深埋在哀苦中的暖意……这个六度收获香港金像奖最佳导演、连威尼斯终生成就奖都收入囊中的“华人第一女导演”,把自己的一生都“嫁”给电影,而“香港”这个主题,也几乎是许鞍华披了一辈子的嫁衣。有人说她的电影里是半部香港史,有人说她的电影是香港的一面镜子。
在《校长》的开篇,许鞍华说,“过去,我对昙花一现四个字,没有多少好感”,而结尾,导演给出坦然的态度,“一代一代,就这样存在着。”短片里记录下校长一生光阴的回首,七个导演的故事排布在一起,也汇聚成对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一次凝望。
采访时,问许鞍华怎么看待他们这一代的电影人和所处的起伏年代,她只说身在其中的人是看不清的,比如人们说的黄金年代,因为她拍文艺片反而连主创班底都搭不顺利,所以对它的印象也就没那么好。当然也免不了怀念以前,但可能是自己年纪大了体力跟不上,所以为着这力不从心,“自己跟自己生气”。电影一直在发展,每代导演有自己的功课,“我希望新一辈的电影人可以给一些机会,让我向他们学习。”
以下是许鞍华导演的自述,关于她的1960年代,和对香港电影的深情。 【许鞍华自述】
朴素的香港,偷吃饼干的模范生
我们几个导演,抓阄决定拍摄香港的年代。抽完签我第一反应是好高兴,因为我刚想拍的就是1960年代。那个时间是我十几岁的青春期,整个人生的启蒙年代,很多对世界的认识在那个时期形成,并且印象深刻,这可能是那个年代天然吸引我的地方。
我记得那时候的香港,还是一座非常朴素的城市。那个时候上下学往返学校都是步行,从北角一走过,旁边都是海和船,没有大厦,早上都有很多巴士司机围在那边吃面包。那个时候的香港还普遍比较空旷,有很多地方能看到海,后来全都填了。
我念的是教会学校,有点无聊,记忆里老是要上教堂,动不动就集合念经。我记得还会有一年要做避静的训练,两三天自己待着,不许讲话。那时候觉得这些是苦差事,现在想来很像当下人推崇的冥想。
那时候在教会学校,我几乎没去过九龙的,香港社会很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反而因为是这样,那时候的生活的感觉就是很单一和深刻。很热的夏天,穿着校服,在操场上蹦蹦跳跳……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很多种文化、很多种时代混合在一起,还要加上网络上的混乱……
现在想来,我觉得那种安静是必要的,做一些你不喜欢做的事也是必要的,因为你会训练自己能接受好多的考验。那个时候不知道,以为没有必要的受苦,现在想来原来都是珍贵的。
我读书很好,算是老师眼里的模范生,可是其实也会背着老师偷偷的造反。可能老师在讲台上看我认真上课,他背过身我就偷偷地在抽屉底下吃饼干。电影里的故事讲的是1960年代一个校长,在那些天台木屋里做校长,我拍他的生活方式以及一个很含蓄的爱情故事。虽然很不动声色,但它本身就是一个love story来的,带着上世纪60年代那些比较淳朴的人情味,它是非常含蓄的,可是含蓄内向的,不代表没有发生。1960年代那些老师、学生他们的关系,都可以在这个故事里面看到。我也把我曾经对老师的感激和尊敬融入在这部片里,不过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
短片里,我拍了昙花和其他一些花花草草放在里面,其实是想说这些平凡的人,生生死死都没有人知道,可是他们都是活得很有尊严跟价值的。记忆中,上世纪60年代的场景并没有那么好还原,现在我们找的外景,廉租屋剩下有限的几栋,根本还是跟1960年代的不太一样的,但是镜头只能找到有限的格局去接近那种感觉。室内的那些课堂,我们找了一个很老的学校,每一个房间都布置成1960年代,内外景分开来拍。
编剧写到几场吃饭戏,那个年代的“工作餐”不是盒饭,学校有一个佣人是替老师们做饭,大家聚在一块吃饭,有好多公司也有人家去送饭,叫包饭,送到公司,大家围坐在那里夹菜,这个跟今天商业社会大家吃盒饭的感觉很不同,特别像一个家庭,这也是我的一个1960年代的记忆。
逝去的胶片,卸下重担的“锅”
杜琪峯最初找我说拍一个电影纪念菲林(即胶片),我说好啊好啊。香港这个主题是后来我们进一步讨论出来的。我现在回想一下,上一部用菲林拍的电影还是2003年的《玉观音》。想想到现在快要20年。
我们是分开制作,我拍得早,2014年就拍了,那时候胶片已经很难找。有制片要到东南亚那边,才找得到菲林和剩下的一两部的旧机器,然后配套的所有东西都不一样,灯光什么的都不太一样。幸好后来是“过带”(转数字)之后才剪接,不然的话找剪接的机器都很难了,我估计今年更加找不到。
很多导演是很怀念菲林的质感的,但是我没有。从一开始用数码拍摄,我就挺喜欢它的质感的。因为方便太多了,可以不停机一直拍。这些年,我都已经有点被这种方便的拍摄“惯坏”了,甚至不习惯拍到一半我的副导演嚷嚷吵吵喊,“导演,没菲林啦”,因为它十分钟就要停。它又少又贵,拍的时候就让我分心,副导演也很烦心。但以前拍菲林我们得分镜头,做得很细致,那可能迫使导演要把一场戏更早地想清楚。但分开拍,又会比较容易让演员的表演没有那么连贯。这是不同的创作思维,但我还是觉得数码的好处是更多的。
对我来说,更有意思的是大家可以一起来拍一个电影。这种机遇是可遇不可求的。
虽然菲林很贵,但杜琪峯作为监制,在制作上没有给我压力,就是放手让我们干。更好的地方是,这次七个导演一起,之后上映就没有“单独背锅”的压力,只要好好把电影拍完,其他就不用担心。
至少我自己作为导演,以往的经验总是,拍完以后要承受舆论跟票房收益的压力,这是个不好的影响,会令你拍的时候就瞻前顾后,又偏偏怕什么来什么。现在相当于有一个戏是,让你就是好好地安安分分地努力把这个戏拍完了,所以觉得拍的时候很舒服。我非常感恩能有这个机会拍一部这样的戏,太难得了。吴镇宇一直都是我很欣赏的演员,我一直都想找他合作,但是我的戏拍得比较少,未必写到一个适合他的角色。我第一次和他合作就是拍一个短片,讲一个变性人的,他也很感兴趣,拍短片预算很低的,他也很愿意,也尽心尽力,拍出来大家都觉得他演得很好,也很好笑。但这个故事的角色校长,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角色,我也想到他来演是最好的,因为他平时很少演这种角色。问了他之后,我和他说,镇宇,对不起,每次找你演戏都没什么钱,我不是故意占你便宜,是因为这个角色真的适合你。我不知道他信了没,反正他就觉得可以来试试。他接了之后,我们就要迁就他的档期,隔了很久才开工。但真的开机之后,他就完全变成了那个人。
虽然最近的金像奖他又“陪跑”了,但对他演技的认可,已经不需要一个金像奖了,除非他没工作,拿个金像奖能帮他忙,让他多接戏。他工作多得不得了,所以奖项真的没那么重要,所有业内观众都是非常认可他的。 不必过于怀念的“黄金时代”
香港电影一个一个时代走过来,变化好大,我就是那个变化的其中一分子。很多人问我这个回顾70年的问题,其实这种想法我都还没有好好地想过。
时代这种很大的题目,我们自己一直在里面经历,很多时候是很难知道一个所谓历史地位或是评价的。我喜欢在一个一个戏里面去经历和体会,老实说历史评价跟历史地位我是没有兴趣的,人家说我是这几十年来最好的导演又怎么样?说我是最坏的导演又怎么样?总之我觉得只要是能努力获得机会,做喜欢的工作,这是最重要的。虽然时间的发展里,有一个个潮流的东西,但我觉得这个跟我们所有做创作的人的基础经验并没有多大关系。
好多的声音都在说,怀念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其实从上世纪八几年尾到九七年,有近十年,香港电影最黄金的时候,是我最倒霉的时候。我是最不适应那个“黄金时代”的。那时候,一个导演一年起码要拍两部戏,像王晶他们要拍五部,收入各方面都是非常好的。但是我甚至可能找不到摄制组,大家都太忙,一个组可能要服侍七个戏,在不同的剧组之间串,演员们也是同时在拍几套戏。我就很不高兴,但我又不可以叫别人不做,敢怒不敢言,但情势是这样,你只能接受和适应。所以当时的情况是,我不是很开心,也不是很如鱼得水。我这个人比较古板,又是科班出身,觉得拍戏不应该是这样。我也真的不觉得那个我自己经历的八九十年代,有所谓那么“黄金”,那么全面性的胜利。
只不过是后来传着传着,大家都说,哇,好伟大啊,好令人怀念啊。可能是当时是最多戏拍,最多明星出来,最多收入,有很大影响力。当然也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条件,当时东南亚各方面都还没有自己的电影,所以香港就很发达咯。我觉得是OK,是很好,但不是一定非要想着回到那个时代,我觉得是要看每个时代需要什么。
我自己可能更喜欢再早些的时间段,当然我喜欢的一个年代并不等于那个时代好。只不过我比较喜欢自己年轻的时候,有怀旧的成分,也因为自己精力充沛,并不是那个时代好,是你自己的状态好。现在有时候发现我自己体力没那么好,就老是要跟自己很生气,就连带觉得这个时代也没那么好了。
客观地来讲,我觉得,可能需要一个比较多材料的东西,来佐证一段时间电影的贡献是市场上、艺术上、文化上的贡献,这种东西我就更难评价了。但我是觉得黄金时代是没有必要老这么提的,因为现在的新导演他们有新的世界,为什么一定要回顾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呢?他们应该有新的目标跟标杆。以什么标准来说哪个时代是黄金呢?我觉得这方面的“缅怀”是太多了。
但新的一代,绝对是比我们要难很多的一代,他们需要审视自己的思想,看事情的方式。而且我希望新一辈的电影人可以给一些机会,让我向他们学习。我不是开玩笑,我觉得大家可以商讨一下各自的问题啊,不要总让我们这些“老鬼”去教别人,去领导别人,我觉得电影是没有这回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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