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导演李前宽和他的“共和国三部曲”

据长影集团消息,著名导演、国家一级导演、中国电影家协会名誉主席李前宽于8月12日上午8时29分在浙江宁波慈溪逝世,享年80岁。接受记者采访时,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著名导演尹力难掩悲伤,“李前宽是中国电影家协会的名誉主席,他的患病和离世,是中国电影界一个很大的损失。特别的,前宽导演是我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大师哥,我们都出于美术系,而且由美术转做导演,他是引领前列的,是一面旗帜。”
尹力介绍说,自己前段时间同李前宽联系,“我还问他何时回京,就是眼巴前的事儿了——(8月)18号,由中国电影家协会和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举办的,‘光影彩墨’第六届中国电影家与美术家作品邀请展开幕在即。我们希望他能够出席,他也是展览的主要策展人和顾问。遗憾了,遗憾了……”据了解,李前宽1941年生于辽宁大连,自幼酷爱绘画和电影,孩提时代的画作便曾选送在莫斯科举办的国际少儿绘画展。1959年,18岁的他本来已经考上了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听到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首次面向全国招生的消息后,还是毅然“入关”,在向往已久的首都得偿所愿。
入学那年,恰逢新中国成立10周年大庆,李前宽作为文艺大军排头兵的一员,在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或许,正是这段传奇的经历,让他在之后所从事的电影创作中,偏爱执导重大题材主旋律影片。亦在拍摄之余不释画笔,尤以恢弘辽阔、气吞山河的水墨山水见长。
李前宽曾说,画画对自己导演的生涯影响是重大的,“事实上,电影本身就是由千百万张画面组成的,每一个镜头都应该是一幅好的画面。文字的剧本通过导演整合摄像、灯光、布景等部门,最终是要向观众们呈现出画面。掌握了造型和绘画技巧的导演与其他导演对画面的要求是不一样的,懂得绘画的导演会从视觉出发,保证画面的艺术感染力。”
2016年前后,李前宽体检出罹患癌症,“他一直没有对外讲,圈里切近的朋友们都知道他一直在以顽强的毅力抗击病痛,积极治疗。我们都是学美术出身,以画会友,我就用画笔为他造像,打气鼓劲儿。”尹力赠给大师哥的画作名曰《红云》,除了让穿着质朴、一身短打的李前宽跃然纸上,更在八尺整开的画作上沿题诗一首:“灵犀光影生妙笔,开国盛况彰不凡。殊荣看淡非晕染,恰似春来料峭寒。胸中甲兵抵千万,决战将军鬓已斑。千磨万击还坚韧,此老笑处红云翻。”
“我在诗中把前宽导演几部重要的电影片名融入其中,从《佩剑将军》、《开国大典》到《重庆谈判》,再到《决战之后》、《七七事变》,他的这几部宏大叙事事实上奠定了八九十年代取材真实历史事件和人物,鸿篇巨制电影一种新的美学风貌。这些作品把真实的历史人物同恰当的文学虚构相结合,比如现在想到《开国大典》,蒋介石(孙飞虎饰演)那句,‘打牌,你不行;打仗,我不行。长江防线能否守得住,各位仁兄,拜托了’,依然让人有所回味。”在尹力看来,李前宽导演所取得的创作成就,除了他本人一直念兹在兹的“共和国情结”外,“更同他深厚的艺术造诣,以及美术对他长期的熏陶有直接关系。他为后人在同类题材的创作上,开启了一个新的艺术空间。”
《开国大典》  再现历史戏份全部实景拍摄
8月12日午间,第四代导演代表人物,著名导演谢飞在个人朋友圈中发文,“悼念前宽导演!”说起来,谢飞同李前宽的夫人、导演肖桂云,同为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导60班”同班同学。李前宽之所以后来从美术转行做导演,得缘于大三时被电影学院导演系系主任田风,他的同乡师长的一句点拨,“小子,你搞错了行,你应该学导演。”
遥想“恰同学少年”,美术系59班的李前宽和导演系“学妹”肖桂云,由好感而互生情愫。1964年毕业后,这对情侣又一同被分配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并在“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影结为伉俪。在长影厂,李前宽作为一名美术助理,一路从场记做到编剧、副导演、联合导演。实际上,李前宽作为导演的“处女作”《佩剑将军》,便是和夫人肖桂云联合执导的。在接手该片前,肖桂云已经独立执导了三部影片,说她是夫君导演之路的领路人也不为过。
《佩剑将军》是一部反映淮海战役序幕的战争大片,两人携手用了51个工作日全部拍竣。1982年电影公映后,创下当年电影拷贝的最高纪录。据说,时任电影局长陈荒煤看了片子击节叫好,“我们不仅看到了好片子,更重要的是发现了人才!”1988年盛夏,《开国大典》剧本由国家电影局和重大题材领导小组讨论通过,随即拍摄任务便交到了李前宽、肖桂云夫妇手中。李前宽后来曾回忆说拍摄《佩剑将军》时,两人便有意沿着老红军的足迹,从淮海战役一直拍到渡江战役、开国大典,并在此后几年间一直潜心搜集历史资料。
《开国大典》的剧本分上下两集,约8万字。很多老同志知道后,好心规劝他们,“别拍了,138个人物,到哪里找去?那么多重大事件都要集中在这么一部片里,拍完了也是个大纪录片。”
对于这份“关切”,李前宽有自己的分析和判断,谈到《开国大典》中的人物塑造时,还打过一个生动的比喻。他把分别代表着共产党和国民党核心人物毛泽东和蒋介石,比做两棵参天大树的主干。“其他主要人物好比是主干周围的支干,与事件有关的人物可以比做细枝、绿叶。共产党的大树,在历史潮流中,枝叶茂盛,蓬勃成长。国民党的树则逆着历史潮流,枯叶败落,气息奄奄。按照这样一种方式去处理,影片中虽然人物众多,但主次分明、繁而不乱。”作为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献礼片,《开国大典》耗资650万人民币,于1989年9月21日首映后,总票房成绩为1.7亿(当年一张票价才1元钱),并在第十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上摘得最佳故事片奖、最佳导演奖两项殊荣。该片还创下国产片在香港地区连续放映147天的纪录。中国台湾著名导演李行在看过电影后说,“没有想到大陆电影这么表现蒋介石,没有想到在这部片子里知道这么多历史知识,没想到内地导演水平这么高,气魄这么大。”
《开国大典》的成功,对之后一系列同类型题材电影影响深远。片中所有再现历史的戏份,都是在真实环境中拍摄的:开拍第一场戏便是在中南海,随后又在天安门城楼上还原了典礼盛况。李前宽回忆说,“拍摄毛主席在中南海的戏份就是在中南海拍的,拍摄宋庆龄的戏份是在上海宋庆龄故居,拍蒋介石逃离大陆的戏份,从溪口宁波、杭州、上海,一直拍到南京‘总统府’。”其次,该片对于国共两位领袖的塑造上,彻底摒弃了过往脸谱化、概念化的程式描写——电影有意识地刻画了蒋介石逃离大陆前的痛苦心境,也把毛主席从“神龛”请到人间,除了展现伟人风范,更着力还原他有血有肉的常人一面。
特型演员古月被要求不得在片中出现“一手叉腰、一手挥动”的招牌动作,而是还原出毛主席习惯每天早上梳头40分钟,用鞋底擦燃火柴点香烟,喜欢一边看书一边嚼喝剩下的茶根等生活细节。
电影中还有这样一场戏:典礼前夜,思绪万千的毛泽东独自走进一家羊肉泡馍馆,边吃边听市民的街谈巷议,临走才尴尬地发现没习惯带着钱包,还好警卫员叶子龙及时赶到,才没有闹出“主席吃饭赊账”的笑话。电影中杜撰的这一情节也确有其事,只不过时间是在1956年。李前宽在一次采访中曾介绍说,《开国大典》在电影语言运用上,最大的特色是用大量的资料片作为创作元素参与创作,全片共出现了15段左右。“在新旧影片的衔接部分,我着茶色做旧处理,做出了一种渐变效果。在表现手段上,不拘泥于一种。光追求纪实效果不行,还得运用再现、表现、浪漫、象征、比喻、虚实结合等多种手法,调动一切可行的办法,这样才能将《开国大典》拍成一部以纪实为基础的、强化表现性的史诗性巨片。在纪实性上要求稳定、有张力、朴实无华,不搞推拉摇移,要求大气度、大手笔,宏观和微观结合,强调总体风格上的庄重、朴素和凝重。”他的这些探索与实践,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影片《1921》,以及之前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中找到呼应。
《决战之后》  首部反映高级战犯改造的大电影
继《开国大典》之后,李前宽、肖桂云又联合执导了《决战之后》与《重庆谈判》,由此构成了他们的“共和国三部曲”。
1991年公映的《决战之后》,是西安电影制片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重大历史题材影片,特邀长影的李前宽、肖桂云夫妇前来执导。足见《开国大典》的影响力,奠定了其时他们在业内拍摄此类题材的地位。
《决战之后》虽然不乏战争场面,却将镜头主要对准了德胜门外功德林路1号,在北京的这处关押和改造战犯的监狱。电影改编自黄济人的长篇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主要描写解放战争中被我军俘获的一大批国民党高级战犯,在新中国监狱中接受改造的生活。创作者把镜头对准失败者,通过他们的变化和反思,折射出胜利者的博大胸怀和恢弘气度。在导演自述中,李前宽夫妇曾写道,“在战场上消灭肉体,或以强制的手段令其放下武器举手投降,这是胜利的体现。但是,在失败者的头脑里他们能否真正放下武器?谈何容易……他们一旦被强大的情怀和政策感召,战胜了自我而成为自觉醒悟者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改造世界的历史功勋以及由此折射出的时代光环,恰恰得到了充分深刻地体现。”
电影中的功德林是个“小世界”,形形色色的战犯们灰头土脸地依次登场:毒瘾发作,就地撒泼打滚要烟炮儿的中将军长孙殿英;整天托着罗盘、看《易经》的三兵团司令张淦;碎碎念“重打一次,胜负未知”的十二兵团司令黄维;负责监狱澡堂, “洗”“死”读音不分的广东籍中将军长郑庭笈……其中,葛优饰演的徐州“剿总”副总参谋长文强不改“蔫儿坏”本色,进到号子里,问管教第一句话便是,“请问,贵党准备什么时候枪毙我?”
亦庄亦谐的桥段在片中比比皆是。由于功德林内的战犯必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改善生活要杀头猪,便让这些平日四体不勤的官老爷们左支右绌,洋相尽出。文强适时在旁插科打诨,“西班牙的斗牛士比不过功德林的‘斗猪士’。你看,军统头子操刀,兵团副司令拦截。”令看到此处的观众无不捧腹大笑。据说,文强本人也看过此片,大赞导演说,“你们好像当时就在那,看着我们的模样一样。”电影中出现了几十个真名实姓的战犯,但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李法曾饰)为全片贯穿首尾的主人公。他在战犯中官阶地位最高,起初抵触情绪也最深,后在我党的教育感化下一番痛彻,第一批特赦便被释放,由新中国的罪人成为一名公民。
电影巧妙地通过他的视角和思索,呈现出战犯们的众生相,同时也凸显了他个人转化的代表性与普遍性。片中,杜聿明领导复盘“徐蚌会战”,由回想自己昔日昆仑关抗日,说出了“败在敌人手里可以挽回,败在人民手里就不能挽回了”的肺腑之言。
片尾欢迎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的宴会上,在二战中曾担任中国远征军第一陆军副司令(是役主要为救援在缅甸被日军围困的英军),已经获释的杜聿明获邀参加国宴。筵席间,蒙哥马利问前来敬酒的杜聿明,“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指着身边的外交部长陈毅一笑,“都‘送’给陈老总了。”进而,他谈了自己对失败的感想,“从前不服气想自杀,但最终想明白了,我的全军覆没,缩短了民族苦难的历程。”《决战之后》全片共168分钟,凭借片中人人“有戏”,让人看得欲罢不能。在电影语言的呈现上,历史与现实两大时空的反复对照, 监狱大墙内外不同时空平行观照——大墙内:牢房、阅览室、八角厅、监狱走廊、操场等;大墙外:中南海颐年堂、西花厅、大会堂、颐和园、田野、公安部部长办公室等。前者灰色与黑色在画面中是统治性的基调;后者则是明快的暖色调。
李前宽就此解释说,“中灰色基调实际是突出了人物,也突出了特赦之后的明快绚丽调子。这是规定情景的需要,更是突出人物的需要,当然,也是服从于风格样式的。摄影构图要有张力,特别是大场面要有延伸,画外有画,气势博大。”
票选执导《重庆谈判》,未竟遗作《东方欲晓》
李前宽的“共和国三部曲”,以《重庆谈判》华彩收尾。该片在1993年公映,时值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在映后研讨会上,李前宽曾动情地说,“我和肖桂云从《开国大典》到《重庆谈判》,经历了两次大起大落,使我们感到中国电影拍起来很艰难。拍摄之前我们对它的爱和失恋,这是出于一种感情……”言及“爱和失恋”,自然是有所指。在两位导演的创作谱系中,《重庆谈判》在“三部曲”中最晚推出,却是最早着眼,甚至已经上手创作。就这一题材,李前宽在1987年便和人一道写好了剧本,并且确定由古月饰演毛泽东。可就在开机之前,发现同峨眉电影制片选题“撞车”,后致旁落友厂。李前宽得知这一消息后,一度以“失恋”形容当时内心的失望和痛苦。
不成想,这一题材辗转四五年后,戏剧性地出现了转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领导小组再次召开会议,就《重庆谈判》最有把握的导演人选进行信任投票,夫妇二人这才“失而复得”。为什么“重庆谈判”的题材会成为各家电影厂争夺的香饽饽?著名电影事业家、评论家陈荒煤在世时曾一语道破:“这部影片重点写谈判,没有强烈的动作,没有复杂的剧情,非常难写。”愈是难拍的戏,拍好了才见得水平造诣。
李前宽、肖桂云夫妇二人正值创作盛年,自然不遑多让。激动归激动,这部《重庆谈判》拍得动静有致,看似水波不兴,实则静水流深。由这场谈判,呈现出毛泽东和蒋介石,这两位在中国现代史上举足轻重的历史人物,他们之间从思想、文化积淀、个人修养,到心理、人格、性格的全面较量。片中,面对蒋介石三次电邀来渝的“政治秀”,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毛主席是不是要亲赴重庆谈判的问题引起争论时,毛泽东的回答,只一字斩钉截铁,“去!”
文学评论家冯牧后来在该片的研讨会上,介绍说自己当年就在延安,任《解放日报》文艺部编辑,“对于主席的去与不去重庆,当时是有分歧的。很多同志为主席的安全担忧,不赞成他去重庆。大家都很难过,心情是沉重的,记得贺龙同志哭了,很多同志都掉了泪。影片对此气氛处理得非常准确,符合当时群众的心情。这是把历史真实与生活真实结合得比较好的一个范例。”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说起片中的“静”,“桂园晨遇”一节充盈着历史的谐趣。晨曦微露,雾霭轻笼,林中还偶有小鸟啁啾。毛泽东从竹林小径散步走来,蒋介石正蹲着在挖竹笋,二人不期而遇,互致问候。
毛泽东笑言,“黎明即起,打扫庭除,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有道是‘前三十年睡不醒,后三十年睡不着’。不知委员长有没有这个体会啊?”蒋介石则自道,“我常常到后院挖笋,听说毛先生、朱先生(朱德)也在窑洞旁种南瓜。桑麻之乐嘛,也是中国人恬淡的追求。”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颇有《三国演义》里“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意思。在谈天说地,讲史论经中你来我往,旁敲侧击中针锋相对,各不相让。呈现出两个政治对手之间内在的心理对峙,满溢着罕见的戏剧张力。末了,两人坐下摊开各自携带的书籍,竟是同一卷《资治通鉴》,不禁会心地相视莞尔。“动”则是全片的暗线,在表现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一面时,往往是几笔白描,便将人物内心刻画得分外分明。当孙子蒋孝文向蒋介石请教“和平建国”的作文题时,蒋却不以为然,在白纸上写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八个字让孙子反复习练;餐桌上觥筹交错,假意朋友,背地里却大肆调兵遣将,进攻解放区,秘印下发《剿匪手本》等等。
而毛泽东的伟人风范,却因着一首《沁园春·雪》在重庆文化界不胫而走,“独领风骚”无人可匹。片中虚构了《中央日报》记者童欣一角(胡慧中饰),她起初“反共”,却在一次次采访接触中受到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正气感召,逐渐在文章中开始说公道话。片尾毛泽东登机离开重庆,目光在欢送的人群中逐一扫过,却没有看到童欣的身影,不禁露出一丝怅然。当年有评论就此称道,“艺术家在书写历史大关节之余,竟还有如此并非闲笔的细细‘皴染’,是独见历史情采诗化笔墨的运用了。”
李前宽曾说,“我认为近代革命历史题材是一个富矿,这里真金白银多得是,关键看你怎么开采、怎么冶炼。怎样经过努力锻造出精品佳作献给广大观众,多出好作品,这才是硬道理。”
而他同夫人肖桂云一道“妇唱夫随”,既是生活中的恩爱夫妻,又是事业上的知音良伴,早已传为一段影坛佳话。《开国大典》《重庆谈判》的编剧张笑天就曾妙喻此二人,“一个大江东去,一个小桥流水;一个粗犷豪迈,一个细腻隽秀。”说来也巧,夫妇两人都善绘丹青,又都把前苏联电影导演杜甫仁科的一句名言奉为座右铭,“电影剧本必须用两只手来描绘:一只手拿着细小的笔来描绘眼睛和睫毛,另一只手拿着粗大的笔来勾勒一百里宽的空间、巨大的热情和群众运动。”
2019年,李前宽、肖桂云喜度金婚,迎来携手从影一个甲子。南京艺术学院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余泳和李前宽是忘年交,他告诉记者,“大概是四年前,李前宽导演决定将多年的心愿实现,他想要拍摄一部全景式反映新中国电影诞生之路的影片。再现从1945年接收日本在长春成立的‘满映’,改建为东北电影公司,再到正式命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的那段历史。”
余泳透露说,电影片名已经定为《东方欲晓》,李前宽亲自参与剧本创作,并数易其稿,“片中会出现袁牧之、吴印咸,田方、赵丹、白杨、上官云珠、金山、张瑞芳等一批历史人物。已经开始张罗要选演员了,疫情来了,受到影响。”
而今,斯人已逝,空余嗣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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